明末阉党和东林党的斗争事件主要有，阉党诬陷钱龙锡。钱龙锡，松江华亭人，东林党的重要人物。崇祯初定逆案时，他以大学士的身份主持其事，因而被阉党恨入骨髓;加之阉党认为，他是“东林党魁”,以他为引线“兴大狱，可尽倾东林”,因而处心积虑要对他加以陷害。崇祯二年(1629年)冬，后金兵侵入内地，“都城戒严”,袁崇焕时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督师蓟辽，兼督登莱天津军务，见状急引兵入护京城，而明思宗中后金反间计，误认为他已降后金，因将之逮捕入狱。在此之前，袁崇焕曾擅作主张杀死皮岛守将毛文龙还曾欲与后金达成和议。而对这两件事情，钱龙锡虽不是袁崇焕的支持者，但都曾与闻。

　　于是，当袁崇焕下狱之事发生后，阉党分子遂认为找到了诬陷钱龙锡的机会，开始对他弹劾。御史高捷首先“上章”,不顾事实，“指通款、杀将为龙锡罪”,必欲置钱龙锡于死地而后快。最初，明思宗尚对钱龙锡加以“慰谕”,而当高捷第二疏继上后，他就为所动摇，“龙锡再辩，引疾，遂放归”。第二年八月，御史史莖再次发动攻击，说钱龙锡“主张(袁)崇焕斩帅致兵，倡为款议”,“卖国欺君，其罪莫逭”,又说“龙锡出都，以崇焕所畀重贿数万，转寄姻家，巧为营干，致国法不伸”,极尽诬蔑之能事。明思宗不予详辨，误信其说，即“遣使速之”。同年十二月，“逮至，下狱”。钱龙锡为了辨诬，在狱中将与袁崇焕的来往信件一齐呈进，而明思宗竟毫无所省。

　　为了进一步打击东林，当时“丽名逆案者，聚谋指崇焕为逆首，龙锡等为逆党，更立一逆案”,以与原来的“钦定逆案”“相抵”。“谋既定，欲自兵部发之”,幸亏“(兵部)尚书梁廷栋惮帝英明，不敢任”,这个阴谋才未得逞。后来钱龙锡被判处充军，直至南明时，方“复官归里”。文震孟疏劾阉党。崇祯三年(1630年)春，参与定逆案的辅臣相继离职，阉党分子、吏部尚书王永光及名入逆案的吕纯如等人认为有机可乘，大肆活动，为自己翻案，并向东林派进行报复。如吕纯如否认自己颂扬魏忠贤的事实，上疏“讼冤”,因王永光为之“奥主”,“气焰甚张，言路俱喑”。

　　当时著名的东林党人、吴县文震孟，任左中允，充日讲官，挺身而出，抗疏弹劾王永光等。但“帝方眷永光，不报”。“震孟寻进左谕德，掌司经局，直讲如故”于五月八日再次上疏，对阉党分子进行了更猛烈的弹劾，指出“一音杂，众音皆乱;一小人进，而众君子皆废。今有平生无耻、惨杀名贤之吕纯如，且借奥援而必辨雪矣”。“吏部尚书王永光，身为六卿之长”,“伪窃威福，擅行私臆”;“以年例大典，而变乱祖制;考选公典，而摈斥清才”。明思宗见疏后，要文震孟将所揭发的各项罪状，一一“指实再奏”。于是文震孟又进一疏，说：“所谓吕纯如惨杀名贤”,乃“指故吏部员外郎周顺昌也”。

　　万历时吕、周同任职福建，吕“日以谄媚税珰高棠为事”,周则“剪除税棍，抚定人心”,吕心忌于周，“屡肆下石”;后来致周于死地之李实奏疏，与吕甚有关系。疏中还说：所谓王永光年例、考选事，“年例则抑吏科都给事中陈良训，考选则摈中书舍人陈士奇、潘有功是也”。疏出，王永光窘甚，上疏狡辩，又密结大宦官王永祚，令其帮助度过难关。王永祚即在明思宗面前吹风，说：陈士奇出于庶子姚希圣之门;文震孟系姚希圣之舅。考选中，姚曾“力为把持，既考后复耸成此疏”。明思宗听后大疑，于是，“永光辩疏得温旨”,而文震孟反被斥为“任情牵诋”。

　　不过，文震孟的这次上疏弹劾阉党，并不是毫无作用。当时吕纯如等阉党分子并未得以翻案，史称：此“虽由(明思宗)圣断”,而文震孟之疏劾“亦不无小①温体仁阴使荐“逆党”。温体仁之得宠于明思宗，乃是靠了弹劾钱谦益、迎合明思宗不喜百官结党的心思而开端。而钱谦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，加之温体仁为人奸佞，也不可能为东林党所欢迎，所以，温体仁很自然地便站在了东林党的对立面，与阉党分子勾结在一起。上述阉党诬蔑钱龙锡的活动，背后实有温体仁的支持。

　　崇祯六年(1633年)六月，首辅周延儒被他排挤去职他出任了首辅，此后，便与阉党分子进一步勾结起来，反对东林派。由于这时“逆案”未翻，对阉党分子极为不利，所以温体仁千方百计地创造机会，帮助列入逆案的阉党分子重返官场，以求在事实上将逆案逐渐翻过来。

　　如在崇祯七年(1634年)推荐吕纯如，在崇祯九年(166年)又推荐另一名列逆案的阉党分子霍维华。由于他知道进行这类活动，在政治上是一种冒险行动，为了不连累自己，他两次都没有直接出面，而是暗中指使别人到前台打头阵。史载：“时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逆案，攻东林。会吏部尚书、左都御史缺，体仁阴使侍郎张捷举逆案吕纯如以尝帝。言者大哗，帝亦甚恶之，捷气沮，体仁不敢言，乃荐谢陞、唐世济为之世济寻以荐逆案霍维华得罪去。维华之荐，亦体仁主之也。

　　两次推荐阉党遭到失败后，温体仁认识到此路不通，“自是不敢讼言用逆党”。但阉党的翻案活动并没停止，后来名列逆案的冯铨等人都曾有人推荐过，但终崇祯之世，皆没有成功。